朱熹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本是没有疑义的。他少时即以擅长诗赋著称，胡铨还曾把他与著名诗人王庭王圭等人一同以“诗人”的名义向朝廷推荐。他的弟子对他的印象是：“先生每观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阴处，竟日目不瞬。饮酒不过两三行，又移一处。大醉则趺坐高拱，经史子集之余，虽记录杂记，举辄成诵。微醺，则吟哦古文，气调清壮。某所闻见，则先生每爱诵屈原《楚骚》、渊明《归去来并诗》，并杜子美数诗而己。”这段话分明写出了一个富有文学情趣的学者形象。然而，由于朱熹作为理学宗师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其理学思想对后代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以致于他作为文学家的身影几乎完全被理学家的光环所掩，久而久之，人们竟把他从宋代大文学家的名单中遗漏了。
我想为文学家朱熹画一幅像，此事从开始酝酿到现在，已有十七年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最近完成的《朱熹文学研究》一书经历了“十年磨一剑”的沉研过程。八十年代初，我在程千帆教授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程先生为我设置的课程中有《诗经》、《楚辞》两门，有关的必读书则包括朱熹的《诗集传》和《楚辞集注》。于是，我开始接触这位一向敬而远之的理学宗师。我读完上述二书以后，又读了《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我惊讶地发现，被今人的思想史、哲学史著作描绘得十分严肃、刻板的朱夫子原来并不是终日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迂夫子，原来他很喜欢吟诗作文，并时常与弟子们谈论古今的作家作品。前者往往展示出其丰富的心底波澜，后者则充满着睿智的思想火花。事实上朱熹对文学的爱好至老不衰，而且孜孜不倦地对《诗经》、《楚辞》和韩愈文集进行整理和注释。一句话，朱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学家！于是，我在程先生的指导下，决定选取“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然而当我着手搜集有关的研究论著时，一个偶然的事件使这个选题顿时成为泡影。我从一篇论文中得知，钱穆已在台湾出版了《朱子新学案》。在那个时候，要获得台湾的出版物谈何容易！我从北京大学一位前辈学者那里辗转得到了钱著目录的复印件，从而得知钱著是一部长达一千多页的煌煌巨著，而且其中包括《朱子之文学》、《朱子之诗学》、《朱子之校勘学·附韩文考异》等章节，几乎涵盖了我所要研究的全部内容。在前辈学术大师已有所论述，而我又无法了解其具体内容的前提下，我的论文当然是无从着手的。于是我万分惋惜地放弃了这个选题。
等到我毕业多年之后，我终于读到了钱著，后来又读到了另一位台湾学者张健的《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其实张著的出版比钱著稍早），方才知道其实我对论文所设计的思路和论述重点均与二书不同，我本来是完全可以撰写此书的。然而此时的我早已毕业任教，诸事冗杂，少有闲暇。几次想重新开始，都因故未成。于是这项课题便一直被搁置起来，只是断断续续地把一些零星的思考写成了几篇单篇论文。可是文学家朱熹的身影却一直在我心里晃动，想到他一生中为文学付出了那么多心血，想到他直到去世的前三天还在“修《楚辞》一段”，想到他去世后不顾官方禁令而公开表示悲悼的是诗人陆游和词人辛弃疾，总觉得不把他作为文学家的形象描画出来公诸同好，是欠了这位老夫子的一笔债。前年我从韩国讲学归来，有感于邻邦学界对朱子学的重视，决心还此旧债。于是暂时放下其它事务，又像十多年前那样日夜与朱夫子相伴，听他讲解楚辞、杜诗，听他长吟武夷棹歌……历时一年有余，终于在去年年底完成初稿，自己觉得全书内容已难用“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来涵盖，于是易其名为“朱嘉文学研究”，此时距离本书的最初构思已有十六年了。岁月如流，我已成为两鬓染霜的中年人，而程千帆先生则已臻耄耋之年了。虽然程先生的思维依然十分清晰，但他体力已衰，眼力尤其欠佳，我再也不忍心把这部二十多万字的书稿呈他过目了。但本书中仍然渗透着程先生当年指导我阅读朱熹所付出的心血，这是我深为感谢的。
本书所预设的目标是为文学家朱熹画像，我希望做到的是尽可能遮蔽朱熹作为理学家的耀眼光环，让人们看清其文学家的面目。当然，理学家朱熹与文学家朱熹是同一个人，而且前一种身份对朱熹自己及后人来说都更为重要，学界对于前一种身份的朱熹已经绘制过不计其数的画像了：既有眉目生动的、也有了无生气的；既有竭力美化的，也有百般丑化的。这些画像当然有高下、真伪之分，但它们都着眼于理学家的形象则是一致的。我的朱熹画像画得水平如何，有待于读者进行评判。我要声明的只是，我所画的是文学家朱熹而不是理学家朱熹，所以这幅像肯定与其它画像多有不同。如果读者能够对我画的朱熹像投以一瞥，并且觉得这确是一个文学家的像，我就十分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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